从字结构去解,八、刀;“八”就是分;“刀”,是以刀剖物,使之分开的意思。

 

上面我在描述分的过程,用了一个“解”,不管我们面对什么事物,都要从客观解释的角度去分析,这有利于我们看清事物的本质与变化的规律。不从思想与结构上认清事物的态势,而就开始行动,是盲目的,于事无补,过度损耗现有资源而已。

 

怎样基于“分”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呢?

 

以企业为例

 

许多企业中出现了许多难以用一句话解释的复杂现象;追究其根源,往往是在设立的初期之时,就没有站在分解的角度,对企业的治理结构,即所有权、经营权做出分离。

 

企业成为了“家天下”的模式,企业公司是老板家的,是老板们的。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,“家天下”的模式,大多采用两种模式:分封制、郡守制;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奴隶制的特征,即家奴或奴才 ;这在现代影视作品中,不断的强化在许多人的思维里面。

 

分封制,以家族亲信为主,来治理管理,虽然举贤不避亲,但是分封制严重扼杀其余非家族亲信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参与性。

 
 
 
 

 

郡守制,以家族外的有能力的人为主来治理管理,这种模式比分封制先进,但是其所用之人,在现代社会中处于能力中下层。现代社会是个基于平等原则下的社会,郡守制的模式,往往夹杂着,老板的亲信与家族成员的监控 ;最致命是,愿意成为他人亲信之人大多都是能力有所欠缺,需要背靠大树乘凉之辈;以能力低者,来监控能力高者,这正是矛盾的最重要根源。封建社会,天下莫非王土,有能力的人只能报效一个王,而今社会有能力的人是稀缺资源,是竞争取胜的关键。郡守制下的用人,人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尊重,用过了就未必 ,这种模式下能力只是一种工具;除非这个人愿意成为亲信,成为老板圈子里的随从,要不他得到的永远只是老板的赏赐与恩赐,而非基于工作能力的回报。

 

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,来自于资本社会的联邦制,即所有权、管理权、监督权分设。所有权人有能力管理企业,参与管理,无能力管理,请专业的管理人士授权其来管理,以其制定的管理计划目标实现程度来支付其酬劳;请另外的与管理无关联的专业管理人士来进行监督,形成管理、监督的治理结构。在这种治理情况下就需要对人进行能力的划分与评测。

 

当然也有例外,所有权人,即投资者说我自己来管理,我慢慢摸索,慢慢学,忽视投资、管理的时间与价值最大化原则,愿意消耗时间与资源成本来成为一个管理的入门者;其实与其这样,还不如专业系统的去参加管理学习,委托授权他人来管理,在观摩他人的管理里,理解与学会管理。在“知”的板块已经叙述了,认知的过程不是试错的过程,如果把管理当作是试错或尝试,那就是其认知水平出了差错。

 

我曾不止一次的听一些老板或企业HR人员招募管理人员时说道,我们今天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,来供大家学习、尝试,欢迎大家来接受挑战。企业是投资人投资希望通过其运营来带增值的工具,而不是提供给管理入门者,或新入社会的人进行实战学习的学校。

 

许多实践性很强的工作,严格界定了,实习者、入门者,必须在有指导的情况下才可以独立工作;许多具有完整管理模式与管理经验的企业,对要培养对象,采取也是专门学习后,再跟随实习,在长期实战指导培养的方式,而不是让新人直接操刀开工,拿企业的资源与时间去检验,试错往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。

 

以人为例

 

中国自古就有,任人唯德,用人唯才;

 

周初,太公姜尚提出选拔人才必须符合“六守”,即“仁、义、忠、信、勇、谋”;选将才,提出“五才”,即“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”。何谓“仁、义、忠、信、勇、谋”呢?姜尚解释为:“富之而不犯者,仁也;贵之而不骄者,义也;付之而不转者,忠也;使之而不隐者,信也;危之而不恐者,勇也;事之而不穷者,谋也。”

 

姜尚提出:“为将者,需能清、能静、能平、能整、能受谏、能听讼、能纳人、能采言、能知国俗、能图山川、能表险难、能制军权;需‘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’五者一体,道者人之所蹈,德者人之所得,仁者人之所亲,义者人之所宜,礼者人之所体,不可无一焉。”

 

姜尚进一步指出:“夫将拒谏,则英雄散;策不从,则谋士判;善恶同,则功臣倦;专己,则下归咎;自伐,则下少功;信馋,则众离心;贪财,则奸不禁;内顾,则士卒淫。”

 

被尊为智圣的诸葛亮,对将才,帅才的能力,主要不是表现在军事知识与经验上,而是“揽英雄之心、严赏罚之科、总文武之道、操刚柔之术、说礼乐而敦诗书、先仁义而后智勇。”他对大将的要求是“见贤若不及、从谏如顺流、宽而能刚、勇而多计”;对高级谋士的要求是“词若悬流、奇谋不测、博闻广见、多艺多才”。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诸葛亮认为决策层领导应该是全才,能统筹全局、运筹帷幄;有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胸怀;尊重人才、从谏如流;善于分析判断,决策果断。

 

宋朝的司马光曾发表过值得深思的见解。他认为:“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;无德而才,犹资盗以兵。是故,才德全谓之圣人,才德兼亡谓之愚人,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。夫德者人之所严,而才者人之所爱;爱者易亲,严者易疏;是以,察者多蔽于才,而遗于德。自古昔以来,国之乱臣,家之败子,才有余而德不足,以至于颠覆者多矣”

 

明朝的刘斌认为选才应当符合“德、量、才”;德者,刚健无私、忠贞自守,非庸庸碌碌、无毁无誉之辈;量者,能受善言、能容贤才,非包藏隐忍、持禄保位之辈;才者,奋发有为、应变无穷,非小慧辩捷、圆熟案牍之辈。

 

唐朝的魏征说的很透彻:“天下未定,则专取其才,不考其行;丧乱既平,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也。”

 

在各种人才当中,才智出众、聪明敏捷的一类叫“英才”;而胆略过人的一类叫做“雄才”;英雄则二者兼备。拥有不同才能的人,还分为,偏才、专才、兼才,通才。

 

按照现代社会对人的划分还可以分为,人物、人才、人手、人渣。

 

人物,只需要给予方向或想法,甚至能够提供方向与想法,就能调动与协同他人完成工作;

人才,给予框架,就能调动与协同他人完成工作,同时可以巩固框架,部分人还能超水平完成工作;

人手,被调动与协同的人,虽然有时候也会有建设性想法,但大部分时间需要指导,甚至监督与管理,才能完成工作;

人渣,害群之马,必须清理的对象,但是当价值平衡体系破坏之后,人物、人才、人手一样有沦为人渣的可能。

 

管理本身就是对人的意志行为引导的过程,在现代管理的范畴里,没有不可用之人,只有没有被合理激励与引导的人。当然这个用人的使用成本,必须参考时间与价值使用最大化原则。

 

以思维为例

 

每天我们都要面对无数需要处理与解决的事物,先做那个呢?先处理那个呢?这些事情之间是否有关联?是否在处理一个问题的同时还可用于处理另一件事情?这些事情那些是最重要的、是最有价值的、最具可延展性的。在分析了这些问题之后,在思维中、在执行中、在表达中,如何有效的进行组织,进行处理呢?

 

最简单的采用矩阵分析的方法来处理:

 

          重要

 着急

不重要

着急

重要

不着急

不重要

不着急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谁都知道肯定要先做重要又着急的工资,接着应该作什么,应该着手处理做重要但是不着急的工做,与此的同时把着急的不重要的工作安排做完,最后一个根本不用浪费精力去理。

 

重要的工作肯定要自己亲自参与,不重要的工作可用委托授权他人代为完成,管理的目的是协同他人一起完成工作,而不是事事亲为。

 

在分析处理问题的过程中,什么是最重要的,标准最重要。评定标准的正确性,是决定最终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关键。在标准的设立过程中,应该将时间轴向后看,向前看,以此来客观的看待标准的变化幅度,正所谓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”。

 

对个人的管理也罢,对企业的管理也好,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量化的过程,量化既将隐性标准转换为显性标准。正如同,需要评测一根东西有多长的最简单方法,找个标准的尺子量一下。需要分辨、分解所有的事务,第一个前提,需要有个标准,这个标准是依据什么生成的呢?

 

主观判断,借用某个权威机构或人士的标准,听取所谓身边有经验人士或长者的建议;客观判断,用以往的自身数据,用同业的数据,用相关联的信息的数据;再利用概率学和各种数学模型,来推演可能发生的情况、概率、风险与可接受的程度,借此来形成客观标准。

 

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,标准的设立也应该是个动态的过程。许多昨天是对的标准,今天继续采用有可能是错的,但是在订立标准的时候,是正确的,已经基于当时的情况下最大化的思考了问题。“逆水行舟、不进则退”说的就是静态与动态的过程。

 

企业管理与人的一生一样,在其有限的生命周期里,把设立之时,想实现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做了,企业的管理运营就是有价值的。许多企业在设立之初都有明确的目标,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,不断的调整了最初的目标,最终的结果且不论;这样的一个过程,何其与不断掰玉米的猴子相似,拿到一个丢一个,最初要实现的是什么都忘了,现在何去何从更不用说。莫忘初衷,是管理者在阶段性的进程中必须思考的事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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